台灣民主運動、國家暴力與余登發案的政治救援
蘇瑞鏘
顧慮到2小時談一個案件會太細瑣,所以講題訂得大一些,談台灣的民主追求,百年歷史長河中台灣人的民主運動不斷受到當權打壓,以及在整個歷程中的余案意義。
一、前言
配合本屆體驗營主題,會呈現「政治案件及救援」
因此本講選擇1980-80年代的發展。
二、鳥瞰台灣百年民主運動
(一)日治中期的自治夢想à軍國主義的高壓
日治時期台灣的左右派,和今日討論的面貌截然不同。左派後來控制了台灣文化協會,右派則另組台灣民眾黨。
不久台民黨又再度左右分裂,蔣渭水另組台灣工友總聯盟,右傾的林獻堂則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1931日本政府開始大逮捕,左派陣營全部遭肅清;1930年代發展至日本軍國主義更熾,社會運動終全面熄滅。
1935年是台灣第一次投票,但非今日選舉,因為其中仍有重重限制,選民有財產限制、選出的代表也只佔全部席次一半。
照片是台中的選舉,但此次選舉中余登發即在高雄當選,足見其甚早就關心並投身公共事務。
(二)戰後初期的民主期待à二二八事件的鎮壓
1.二二八事件前
包含但不只陳儀的行政長官體系施政不良、國府接收的諸多問題
2.
二二八事件中
處委會提出的32條要求,其中即展現了台人對民主的期待。
3.
二二八事件後
當然期待落空了,隨即軍隊登台鎮壓。
1949作家楊逵發表了和平宣言,呼籲國共不要內戰、實施民主憲政、要求政府按照對人民的承諾而已,幾百字的宣言卻換來了12年的刑期。
(三)戰後黨國威權體制、白色恐怖與威權日常
1.黨國威權體制的確立
歷史慣性
內戰背景
中華民主從訓政時期開始,就是威權體制,白紙黑字自己就寫了是一黨專政。而蔣介石就是法西斯政權,不是到台灣來才有的,是一種慣性。
威權日常的面貌,可用一首打油詩來看:
〈非常時期〉,李不白,刊於美麗島雜誌上。

不能像現在隨意出國,連奇裝異服都會被取締,路上警察會直接抓長髮男子來強行理髮。
作家王文興、台大教授李永熾,都被強行理髮過。

語言政策的「國語運動」更是眾所皆知,日後 (也就是現在!)母語大量流失。

禁歌,太紅、太黃、太灰,都不行。
紅色是共產左傾不行,黃色還不到色情、靡靡之音就不行,灰暗的讓人喪志,也不行。
文夏一人就被禁了90+首歌。

黑名單,是有人出不去,或在海外接觸更多資訊覺醒、被監控舉報後,回不來。
冒險回來的,可能就成為陳文成。
2.白色恐怖
對民主運動的戕害
反省「國家安全說」
白恐期間非常長,檢肅罪諜條例、警總等存在時間都很久,絕非只有抓共諜和地下黨的案件類型,受難者的型態非常多,也不是只有50年代,僅只因為發發牢騷、描述現實、或被視為嘲諷當局的文字獄就被捕的皆有。
白恐時期的國家安全說是指統治當局以防堵共黨滲透和維護政權為由,宣稱必須犧牲部分人權來懲治叛亂。
ß理論上若地下黨當成白恐抓人,那就不該抓台獨和民主運動人士,且共諜抓完後就不該持續到70甚至80年代還在威權統治、不落實民主。
狹義的白恐受難者是被囚者,廣義的話所有人民的生活都受到巨大的壓迫。那其實非常態,常態應該是憲法所說的民權和人權皆能落實。
很多人因出生、成長都在戒嚴時期,還覺得那個時代才比較好、才比較正常,這個影響到現在仍然存在台灣社會,是台灣很大的問題。
(四)1950、60年代的民主運動à雷震案
外省菁英,雷震,殷海光,1949年創刊。合照中有人高馬大的雷震,中間也有胡適。
胡適其父胡鐵花曾在清末來台灣,在台東任官。民國之後,49年時知識分子須做出選擇,留在中國、或是跟蔣來台,少數第3路線去香港。胡跟蔣友好,後出任中研院院長,到在台過世。

最後排右2是殷海光。研究哲學,《自由中國》期刊中許多談自由憲政的文章皆出自殷的手筆。
信仰自由民主的知識菁英,反共很正常合理,但用同樣標準檢視KMT就不會都是歌功頌德。對蔣祝壽專號上有許多現在看來很溫和的政策建言。
再後殷海光撰文,談反共不能只有空談反共,要實質有具體作為云,被指為主張「反共無用論」。
台籍菁英,省議會有五龍一鳳。

選舉當然很重要,讓人才能進入政府監督。但選舉能否落實公平,又常受人詬病。李萬新,郭雨新,許世賢等。
外省與本省的菁英合流,共組「中國民主黨」。
余登發非其中核心人物但也是支持者之一。

雷震案1960年爆發。

極機密的文件中有記載,
四十九年十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在總統府集會商討雷案,由總統(平抬,不是空一格,是換下一行置頂書寫,以示尊崇)親臨主持…
最後一行總統指示:雷刑期不得少於十年。
當天上午10點開會,下午就宣判。
以前只是猜測,後來檔案解密可知,蔣就是雷震案背後主導者。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1964)
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建國、制憲、入聯

(五)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à美麗島事件
1.1970年代的歷史背景
全新的世代來了,不像之前的前輩多是日治時期出生、甚至曾參與過日治的民主社會運動;此時的運動者多是戰後出生,接下前一輩逐漸凋零退場後的C位。
KMT的外部正當性在退出UN後逐漸衰弱。1948年南京就職的萬年國代一直被批評,此時選舉制度有修改,原國代無任期制,但小幅度10%左右有任期限制的「增額國代」出現,可監督中央! 黃信介、康寧祥,此時開始登場閃耀。
2.基督教長老教會的聲明與呼籲
70年代曾發表3宣言, 對台灣的自由民主直球對決的表示支持。
3.黨外運動
中壢事件(1977)
監察院有出完整的報告,黨外領袖之一許信良自此出線,從KMT脫黨後,接收群眾力量的支持。
有人認為自此威權鬆動,受到人民力量的挑戰。
余登發事件與橋頭示威(1979)
因美台斷交、戰舉暫停之後,黨外人士遂轉向街頭發展,並試圖進一步結合有志之士。其中前高雄縣長余登發領銜簽署〈黨外人士國是聲明〉。
1979年1月21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參與罪諜吳泰安叛亂」的罪名,逮捕余登發與余瑞言父子。
隔日, 黨外人士為聲援余登發父子,而在高雄橋頭與鳳山等地展開示威。這是1959年國民黨在台後,首次政治性的示威。

《八十年代》
《美麗島雜誌》1979
前者較溫和,後者選擇街頭帶人民的力量,組織群眾進行抗爭。該年年底即發生高雄事件,最終數十人受審、遭判重刑入獄。
(六)1980、90年代以降的自由化對民主化à?
黨外運動再出發,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參選,以及辯護律師團後來也參選,從政。

民進黨成立時,已有被抓捕的心理準備,多人寫好遺書,排定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名單預備從容就義。
成立後,當局不承認,也不取締,都以民X黨稱之,隔年解除戒嚴,結束38年又56天的戒嚴時期,全球名列前茅的威權政府記錄。

即使是解嚴後,鄭南榕仍被視為叛亂,因為刊出許世楷的文章,後以自焚爭取100%的言論自由。
1990的野百合學運後,李登輝借力使力,召開國是會議,破天荒邀來在野陣營的民進黨成員與會,遂有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
對內此前蔣氏出任總統不限任期與屆數,對外不再將中共視為內亂團體,停止糾葛。

獨台會案與「懲治亂亂條例」的廢除(1991)
網上有紀錄片電影「末代叛亂犯」。
白恐時期三大惡法之一,把二條一加強到唯一死刑,至此熱議下被廢除。

但二條一的惡法母法刑法一百條還在,到100聯盟眾多學者領銜抗爭,終至李登輝宣布不廢止、用修法因應,曾加具體的暴力定義,結束刑法100條的惡法時期。

《台灣監獄島》是柯旗化回憶錄的書名,描述不只是入獄的受難者被囚,整個台灣所有人民都被國家暴力壓迫,到90年代。
時至今日,2025自由之家的評分,台灣獲94分、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在其他很多指標下都是民主進步的國家。
鍥而不捨的人民,絕對是最重要的推動進步的力量,也有人說李登輝很重要,但絕不會是蔣經國,雖然有部分的人還這樣想。
三、余登發(叛亂)案及政治救援
概述




有一位吳泰安曾來找過余登發,余覺得那人不太正常沒理會吳,但就被指控吳是匪諜、而余知匪不報、和雷震一樣,當局超好用的入罪理由。
余案的法庭攻防非常精彩,當時余瑞言的律師即姚嘉文。
首先要先確認吳是匪,再來論及知匪不報一案。吳自己跳出來說「我是真匪諜」,時人笑稱是最愛國的匪諜,但後來還是被槍決。
即使吳是真匪諜,國防部有一條文寫,政府是否知情為關鍵,中央日報也有刊出過。姚嘉文即舉出證據,情治機關早知吳是匪,而余家父子不知吳是匪、沒有舉報,也就沒有法律責任。但法庭上法官竟說「中央日報寫的怎麼可以相信、還拿來作證據!?」
時余案的海外救援記錄,總統府檔案存有甚多國際組織包含AI的來信聲援。
在美台人的串連,遊說團體對國會議員的施壓,影響美對台的政策,輾轉串接成救援的力量。

余服刑期間保外就醫,即使保外就醫至去世將近十年間仍頻繁參與民主運動。
即使警總多次警告、揚言要將他捉回監獄,但余不為所動。
例如1986年海外流亡的許信良欲闖關入境,余率眾步行去迎接和聲援。
四、結語
政治救援,本身就是黨外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余登發不顧將被抓捕回獄的警告、仍持續參與民主運動,呈現雙向救援的關係。
吳乃德在《台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指出:
「本書敘述的階段,是台灣歷史中政治壓迫最嚴厲、也最公然無隱的時段。…然而這個艱難的時刻卻也是台灣人表現最無私、勇敢和團結的時刻。…本書敘述在這個最壞、也是最好的時刻中發生的故事。故事的中心是美麗島事件。…那個時代之所以是最好的時刻,因為許多人有著共同的價值,也願意為這些價值付出。」
黨外人士和余登發「雙向救援」的關係應該可以做此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