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習筆記-從蜀地考古重讀司馬相如與揚雄

從蜀地考古重讀司馬相如與揚雄       金仕起    @松山高中

 

1930年後的考古發現大大改變了我們對古代史的了解，但教科書還在用1907年的材料、還在用國史大綱，好像過去100年都不存在一樣沒有進步。

一、受到忽略的考古發現

在展開中國、東亞古代歷史的討論時，常會習慣性地把古史分成「傳說時代」和「信史時代」；有時又稱為「史前時代」、「歷史時代」。這個分法已有不同討論，但

三皇五帝的傳說現在不會再被視為是「史實」，而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象徵」。我們不會認為黃帝真的「生而神靈」的本領，以「師兵為營衛」的描述文字拿來理解部落之間戰爭。

傳說、信史的分期觀念反映了相關迷思：文字說了算。

歷史的建構、書寫和認識主要取決於文字資料。也可以試問，人類出現後，什麼時候不製造歷史? 他們都成天困坐在山洞口，欣賞未經污染的地景嗎?

第二個迷思是，傳世的更棒。在證據的利用上，傳世文獻比出土文物更為完整和正宗。也因此，王國維1925年提出的「二重證據法」視為紙上為主、地下材料為從的證據概，到現在為止還經常出現在歷史研究所的入學筆試答卷中。

但學界的概念其實已經改變很久了。比如為何「二里頭」文化為何不被考古學家稱為「夏文化」?就像如果現在南投挖出一考古遺址，或許會命名為仁愛遺址、不會稱為賽德克文化。

事實上，1930年代以後的考古發現逐漸讓我們了解，未具文字內容的歷史資料遠比有文字的資料多，這在識字率有限的社會和時代尤其如此，也很自然合理。

粗估，古代的識字率或許是千分之一。邊境兵士常利用閒暇學認字、練寫字，出土一些重複寫同樣文字的文物，就曾讓學者困惑許久。

建議思考：垃圾(灰坑)、廢墟(遺址)、茅坑(廁)，都保存了不少材料。

比如，出土青銅器這類社會菁英的遺物中，無銘之器就遠多於有銘之器，建築遺址和墓葬器物，有圖者都比有文字者多上許多。

出土文物原先幾種用途，陪葬用的，逃難時窖藏打算的，平王東遷時一路就埋了不少。

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棺外的槨有超大量陪葬品，但其中有文字的帛書只佔極低的比例。

敦煌懸泉驛站置漢元后頒布的月令，大大的寫在一整面牆上。如同老師幼時寫在小學牆面上的「國民生活須知」的匾書功用。

山東嘉祥武梁祠中的西王母畫像石圖像。

古代文字資料的流傳情況已相當多樣，但流傳程度仍然相當有限。比如有的在竹簡上、在木牘上、在繒帛上、刻在石材上、鍥在甲骨上、鎔鑄在模範上。

一般說來，簡牘是比較常應用的，但光是這樣就需要相當的物質條件來支持了，更何況其他材質!

公元前1世紀就開始有用紙來包裝貴重物品，4世紀後較常見用來書寫。

放馬灘秦簡中的鬼故事，郭店楚簡。從其中可知，「道德經」是現在所稱，魏晉之前是「德」置於「道」之前。

也可知道，佛教傳入前就有鬼魂的概念和傳說流傳。

湖南里耶古井裡發現超大量秦簡，本以為是垃圾坑，後來認為是收藏公文的倉庫。

以簡牘為例，除了社會條件，它們的製作過程、重量、形制也都會影響文字的書寫、閱讀和攜，書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誰都能輕鬆辦到的事。

現在我們做什麼事也都需要社會條件支持，比如說我們今天出來研習，需要其他老師協助調代課、有鐘點費支持、有閒暇餘力出來，古代的文字書寫也都有非常多社會成本需要考量。

今日若穿兩三千年前去，我們每天要「學富五車」根本非難事，現在流通的資訊量比過去大太多了。

知識經驗的意義，角色和今天的理解未必一致，它們的流傳也往往非透過體制化、標準化的途徑。

過去習得知識的方式絕不只限於閱讀文字，比如用耳朵聽，就是「聞」。

廟宇裡二十四孝的石刻故事傳達的倫理教訓，都是知識經驗的傳遞。

耆老說的、流傳下來的、吟誦的、社會上流傳的，都是知識經驗傳遞的方式。

古代的函數表，把一天按28星宿分割，用來找適合做什麼事情的吉凶時辰。

馬王堆出土的導引圖，類似周星馳電影中「如來神掌」的功夫拳譜，圖比字多得多。

樂舞、歌謠、儀式、戲劇、表演、競賽等活動，也都具有重要的教學意義。

文字雖然重要，方便表達抽象的思惟，但不是傳承文明、反映歷史的唯一載體。

我們今天的經驗依然如此，幼兒大量學習從嘴巴的探險開始，手腳並用的體驗。

另一方面，我們其實並不清楚傳世文獻是如何「傳世」的。司馬遷自云其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西元1世紀前市井中大概看不到太史公書，2世紀後是如何流傳的，又是如何「被期待」流傳和「被記憶」的呢?

從證據運用的角度看，傳世文獻的價值反而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很容易起爭議。如《論語》是誰寫成的? 為何至今仍被深信不疑? 《莊子》是出自莊周之手嗎? 內、外、雜篇代表了不同的人群? 《漢書》顯然不是班固一個人的工作成果，參與的人還不少，古代的版權或作者概念和今日非常不同。

另外，傳世文中「經傳不分」的問題，一點也不比出土資料山能看到的來得少。

講者自己就戲稱，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史。眼下看到一份錯別字連篇、字跡不一、脈絡怪怪的出土文字，到底是誰的手筆? 但這個過程看出土資料是看得出來的，在傳世文獻中這個過程則多半被抹掉，乏人問津了。

「唐詩三百首」流傳在江南和華北就會有不同版本，和當地語言不同有關。

考古出土資料也不是全無問題，比如自然損耗，發掘者的誤判，甚至刻意造假都所在多有。

20世紀初以後，不論是考古學和考古技術，都絕對是支持歷史研究極為重要的基礎，絕不能單靠傳世的文字資料。

二、兩位成都老鄉：重讀司馬相如與揚雄

此二人在歷史上都以辭賦聞名，司馬相如活躍於漢景帝、武帝年間，揚雄則在漢成帝到新莽時期，都是蜀郡成都人，但境遇和風範都不同。

司馬相如的家世頗有來頭。太史公說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能讀書、習劍，因為知道藺相如的故事後改名，還能「以貲為郎」(郎近似於總統府衛兵，皇帝隨扈)，在在都表示家財頗為豐厚。

司馬錯為秦將，滅蜀後家族的遺裔或許就是司馬相如，有遠房的血緣關係，也是一種武裝殖民遺緒。

秦人滅蜀之前，蜀不是渺無人煙，土地肥美、物產豐足，只是對外交通不甚便捷，只有跟西南一帶有互動往來。ß這樣的敘事已可看到來自中原視角的敘事，華北觀點，帝都視角。又，所謂「互動往來」有許多不同的形式，貿易是經濟互動，爭吵打架也是一種人際互動。

從許多地圖分布上，可以看到文獻上所稱的蜀地與其他區域間的互動，以及現在所發現的考古遺址分布。

其中最為人知的就是三星堆，作為祭祀坑的青銅器量很大，多是焚燒過的，青銅人像手中原來應有持物品。金沙遺址出土文物也有許多人俑，都是北方鮮有的。羊子山遺址規模也很大，雖然沒有文字資料，但其政經實力應不容小覷。

雖沒有文字，但從這些遺址內容看來，蜀地有和中原方向往來，但受到其西方地區影響更大。

秦對蜀地開始介入、控制，從開始物質往來「賂」之、到來後設郡治理，約耗時二百年。儘管古書上少見楚人和川西互動的記載，但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已顯示湘西、川東到川西一線相當活躍，川西墓葬上也反映楚文化特色。而且也別忘了，李斯也建議秦始皇將非秦的史書皆燒毀。

新納入政治管控的地域，成為外來移民匯聚之所，移民除了武裝殖民外，更大宗的是罪犯受刑人。嫪毒案等相關案件，都有將政治犯「遷蜀邊縣」的記錄，在安土重遷的時代將人從土地上連根拔起、丟去遙遠陌生的地方，是很重的處罰方式。

太史公將司馬相如的列傳置於〈西南夷列傳〉和〈淮南衡山列傳〉之間，主要是從協助開發西南夷的角色來考慮司馬相如的歷史定位，班固的做法也類似。

文翁建學校倡其教，司馬相如繼續推動。

相較之下，揚雄的家族簡單得多，其家族在蜀地長大了、多想往北方跑，《漢書》中說：「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都該是要含飴弄孫、去看墓地選棺材的年紀了，還要游宦京師! 其腦袋裡的價值觀就是深植了「華夏中心文化」。

從揚雄身上，或是其他史傳上的廣漢人，習方術者，都可看到川西之地快速的「華夏化」，從司馬相如到揚雄之間的一百年，此發展趨勢明顯且快速。

三、餘論

從考古資料上看兩漢蜀郡成都，可見蜀地與南亞關係原較深，後來6世紀後北方強權逐步深入，這地域才逐步華夏化。

北方的政權不斷嘗試以郡縣和文書體制重新形塑這地區的人群認同，但考古資料顯示，這地區和南亞、中亞的互動都不少，不能只看文字資料上呈現出來的文化價值認同。

Q&A問答時間：

下學期的課本，「人群的移動」是3大主題其中第2個，今天談到的就屬於這一部分。

新政權要到一陌生區域去統治，新設「郡」作為前哨據點的重要軍事性質、武裝殖民時經歷了艱苦的戰鬥過程，不應被輕易忽略。漢帝國控制閩越地區，也類似是此模式，先軍事模式，接著再移入文書體系。以「華夏文化」為優越的中心，想要去教化邊境民族，在我們現今常以原住民解殖漢文化的觀點來解讀，應不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事了。

黃帝內經中有清楚明顯的「脈」學理論，針刺的「穴位」是後來才發展出的。

今日的針炙通常是不會疼痛也不會流血，舒服的芳療體驗。但古代的「針」是接近水果刀般，一般人不會想被割被刺的，用火燒熱後用來處理潰爛難以收拾的傷口；艾炙也是很疼痛的，才能用來除去體內的邪氣。

現今針炙使用的極細的針，是近百年來才出現的。

中文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有鉅細靡遺的考古發現更新，蒼蠅頭大的瑣細發現也都會報導，可擇其重大者發摟。

英文方面，EARLY CHINA有較全面的、不同觀點的新發現。

國內部分，中研院史語所，及其所長共同開設的「歷史學柑仔店」網站，都推薦。

現已有出版社的教科書樣書流通，但也不必看到就嚇到，審訂群仍在和出版社方面作戰中，希望能更貼近課綱的專題式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