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台灣通訊—談治警事件的通訊封鎖 曾立維
一、具有濃厚軍事政治色彩的通訊網之建立
日治初期,台人武裝反抗頻仍,總督府最初設立的電報、電話設施,明顯是為討伐土匪等治安考量。也因此,電報、電話設備常遭反抗勢力破壞。
辦理電報、電話對務的郵局所在地,業務常因軍隊駐紮一度繁盛,治安平定後又驟降。
二、1920年代前期台灣島內、島外主要的通訊設備
1900年開始民眾可開始申請裝設電話,申辦地點前五個,台北台中台南基隆之外,第五個地點大家通常猜不到,是斗六! 因該處為軍隊集結處,1902年雲林事件後,也隨之裁撤。
因治安與行政需求,後來很快在全島「西部」建設電話網路,約為基隆至高雄的範圍,但民間需求很低。
至1903年為止台灣人的電話用戶仍闕如,甚至主動去問大稻埕茶商李春生是否要裝設,都沒有意願,因往來客戶和朋友都沒有裝設、自己家裝了也沒用。
通訊裝備數量統計
1906年時,電報系統全台95個,電話交換機僅14個(需由「電姬」交換手接線)
1923年時,上述數字成長至166個,80個。
事件發生時,台灣總督府的想法是希望封鎖訊息在島內、不要傳至日本內地,以免同情台灣人民的政界人士會輾轉施壓。
海底電報線
清領時期 淡水—福州 (劉銘傳建造,日治後向清國買下)
1897年 基隆—那霸—鹿兒島 (技術限制,途中連結的點很多)
1910年 淡水—長崎 1號線 (技述進步了,可以一步到位!)
1917年 淡水—長崎 2號線
日本很早就有西方公司架設至上海的海底電報線,主為商業用途。
以上有3條線,看似夠用,但常受拖網漁業破壞而故障,3條加起來總故障天數一年可達350日!
維修需船,船期要排,有時故障報修2個月都還沒修好。1923年時東宮太子要訪台前,不巧3條全斷了! 只好立即搶修
三、只能警察所用的通訊網—警察專用電話系統
日治初期警用通訊需求,電話是首選,但郵便局電話擴張的工程緩不濟急,遂警方開始獨自發展。
明治34 (1901)年為討伐土匪而開始建設,在統治者補被統治者之間塑造「資訊不對稱」的落差,達到環狀包圍,在理蕃事業上也有很好成效。
1920年代平地警察基層派出所已遍設電話,同時期日本派出所電話普及率只有81%、更基層只有37%,整體平均只有51%。另一個殖民地朝鮮也低於台灣。
查緝逃犯曾石時即每個環節都使用電話聯繫。
1902年南庄事件(又稱日阿拐事件),地方警力首要加強電話設備。
北埔事件,過程中也是首要修復電話設備。余清芳的反抗亦然。
四、總督府通訊封鎖下的治警事件
時任林獻堂秘書的葉榮鐘先生書中詳細記錄當時日本人如何封鎖的細節。
(日治時期在廣州組織「台灣革命青年團」的張秀哲(張月澄)指出,1927年7月日本政府做全島的大逮捕時就有檢察官用電話指示全台同時進行。)
(當時逮捕行動沒有現在後見之明下覺得輕鬆,倘若當局是用「匪徒刑罰令」執行的話會很慘很嚴重!)
五、突破通訊封鎖—事件於報紙曝光
六、在反抗事件中掌握「資訊制高點」的總督府
1924年3月2日,總督府對新聞報導解禁後,全島北中南地區的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及台南新報皆大幅報導。
台灣的社會運動,228事件以前的多半依賴報章雜誌或現場集會演說。
隨著廣播事業發展,228事件中被應用傳遞訊息與組織動員,由此可看出,近代的通訊傳播設備,不只可為統治者所用,有時也可能成為民眾反抗時的重要工具,達到官方意想不到對統治的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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