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7日 星期日

筆記- 生命故事分享 /施又熙




生命故事分享  施又熙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受難者的聲音,我們也需要家屬的聲音,甚至,我們也需要執行者的聲音。
唯有如此,真相才更趨近於真相。

 

我始終覺得自己是座孤島。

身為「受難者家屬」,發現家中手足都是情感疏離的,各自面對自己的困境。

 

童年幾乎一片空白,常常懷疑有些事情,是否真的發生過?

很小的時候,就數不出幾件「記得」的童年記憶,10根手指就數得完。

媽媽最瘋時是每周都要去綠島探望父親,比較不瘋時至少也會一個月探望一次。舟車勞頓還嫌不足,還要滷一大鍋肉帶去,給父親和獄友分享共食。

幼年時住在高雄透天厝,媽媽帶兩姐妹去喝喜酒,回來就發現家裡遭竊。好像政治受難者家裡都常遭竊。報警後警察匆匆來去,媽媽的珠寶和相機都在顯眼處未被竊取,媽媽的書房被翻得凌亂,小孩就寢時掀開被子被床上的菜刀嚇了一大跳。

菜刀的後遺症
獨居的困擾 / 缺乏安全感
家,原先理應是安全的所在…

班導有跟同學提醒,佩君的爸爸沒有做壞事,大家不要對她不一樣。
美麗島事件後全國新聞都在追蹤在逃嫌犯,那天,逃亡的父親被捕後,被學校主任叫上升旗台,站在台中像玻璃缸裡的魚,度秒如年,腦中一片空白,直到被推下台為止。
後來自己常常回想&質疑,那一切真的發生過嗎?

心理創傷的後遺症,「解離」是真的。
36
歲時上電視訪談分享播出後,自己當時的國中導師打電話到電視製作單位回饋,印證上述故事是真的發生過的。

這就是政治暴力的創傷後遺症。
永遠的局外人。
自我離散 回返

 

書寫與訴說,是一個療癒的過程
原本,我只想療癒我自己
或者,我只是,必須寫

國中開始戮力創作,高三時聽見老師說
「我們要像栽培楊逵的孫女楊翠一樣的栽培妳」。

停筆18年後,再度拾筆創作,
出版小說《月蝕》
印刻總編輯:這是一部一個女兒仰望革命家父親的背影,渴望父愛的小說。
從此,父女走上決裂不相見的未來。

 

急性憂鬱症發作時,會出現幻聽。

心理治療時醫師提醒:
「他是你爸爸,但他不是你父親。」

 

但政治暴力不能無限上綱,不能因為他曾被關,就可以容忍他對家庭的不負責任甚或造成的傷害。

受難家屬身分的承繼與剝奪
無法帶走的是 傷痕

不會因為夫妻離婚後,原來的妻女就不再是「受難者家屬」。
曾經的傷痕不會因為離婚就消失。

不要把執行者/加害者單純妖魔化,受難者也不必神聖英雄化,
當我們在談政治暴力創傷的時候,必須要回歸到一個人的本質來探看與理解。

 

經歷過集中營的倖存者,或者像講者身為「受難者家屬」身分者,活下來應該是有意義的。

或許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但我們可以選擇要成為怎樣的人,要過什麼樣的人生。

 

人面對極大的痛總會出現防衛機轉,之於我,
則是遺忘。
唯有遺忘,才能讓我活得像個正常人。
唯有遺忘,才能讓我存活至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見我,但是,我終於學會看見自己。
傷口早已癒合。
疤痕只會美麗,不會消失。
現在,
我可以笑,可以哭,可以做自己。


筆記-流麻溝十五號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流麻溝十五號政治受難者-陳勤
受難者家屬,陳女士之三女兒洪雪華分享生命故事

 

97歲臨終時陳女士仍不解
「為什麼是我? 一生清白,誰誣陷我? 沒有究責,沒有道歉,仍沒有加害者」

 

《流麻溝十五號》書和電影爆紅,曾有公視的外包公司要約訪,表示只要20分鐘簡單拍攝就好,家屬認為這麼短時間無法好好說出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而拒絕。

 

陳女士一家幸福美滿,五個子女。身為小學老師的陳女士,冤獄事件,家人原本都不希望家人再出席受難者見證或座談會,不想讓媽媽再每次想起都又再悲傷沉重,但陳女士堅持要挺身站出做見證。
陳勤撰文〈天空在屋頂的另一端〉婚後不久即遭無妄之災,身繫囹圄五年六個月又十六天。
洪女士從小常看到警察到家中查訪,後來才發現其他鄰居都沒有警察上門。自己是到成年後許久、40歲才知道媽媽曾是政治受難者。

陳女士作為國小音樂老師,因為完全不認識的人,被牽連入獄。
一入監就被關到青島東路三號地下室,突然被捕、在囚時還沒餐具可吃飯,睡在馬桶旁、常被上廁所的人踩到全身都受傷,後來發現有孕,保外生產後帶著新生的女嬰在獄中辛苦的生活,到女兒12個月才送出去。

判刑5年,移監綠島。
生活很困難,連食物都不夠,一天只能吃2餐。
同監獄友常有人自殺,也有人想逃,海邊退潮時常有浮屍。
1954
年蔣經國與駐美國大使到訪綠島,陳女士被選為見面代表之一。

陳孟和前輩在服刑期間負責獄中照相部的任務,為當時的綠島留下珍貴的影響記錄。
受刑/受難者自己到海邊採取咕咾石,用來建造自己住的囚室,露天舞台,等各種建物。綠島公路也是。

現今綠島上的「酬勤水庫」及許多基礎建設,都是仰賴當初的政治受難者的勞力投入。

 

綠島服刑期間受難者吃豆芽菜吃到怕,出獄後終身都厭惡豆芽菜。有男性受難者前輩激烈到說要槍斃拿豆芽菜來的人。講者上菜市場買回豆芽菜,不知道媽媽不想吃的理由,後來才想如果早一點知道媽媽的心事,可以更貼心的孝順媽媽。

 

電影《流麻溝十五號》沒有呈現出受難者的辛酸沉重,家屬覺得非常不OK。但其中連俞涵演的角色是真的,不是蔡瑞月,但真的很漂亮,可是晚上都被長官「召見」,然後白天享特權不用勞動。為了生存,真的很辛酸。

一同服刑的獄友中也有告密者。
出獄後小孩也常被霸凌,長女與媽媽情感疏離,年輕時早早就結婚離家,不想要媽媽、只要爸爸。

 

講者期盼台灣人要團結起來,人權促進的路上不同世代要攜手同行前進。

 

QA

陳女士的長女與母親情感疏離,後來是否有和解?

講者的大姐非常漂亮,讀護校時就很多醫生追求,還沒畢業,就決定要和貿易公司大12歲的對象早早結婚、以「脫離苦海」離開原生家庭。
似是經歷自己長子游泳意外離世,痛失愛子,有此生命的轉折、才和媽媽的關係漸有改變。最後媽媽臨終最後一刻,是長女與媽媽獨處,應該是有和解。

 

手足之間面對歷史見證的時刻,有何不同應對之道?

真的,除了大姐和媽媽大半生情感疏離之外,二姐和哥哥也都是冷感、無感,認為「事情都過去了,也不是很光榮的事、何必再提」漠不關心。

曾經同囚的獄友,也有許多人不願意站出來分享見證。

作為「受難者家屬」、甚至也在獄中待過一年多的「受難者」手足中的大姐,與媽媽原先疏離的關係漸趨和解後,在講者鼓勵之下仍不願站出來分享見證,因為心中仍有陰影。

 

筆記-死亡與少女

讀 鹿窟事件中的陳政子的故事-死亡與少女  / 胡淑雯

鹿窟事件,195212月底爆發,一下就捉捕數百人,戒嚴時期北部最大的事件。

1949年秋天開始到1952年冬,陸續有人上山,聲稱生意失敗或是二二八後逃避追捕,人數漸多後,當地人也漸了解這些人是上山群聚要做些什麼反抗政府的事的,基本上也大多是支持的態度。

特務大批上山搜捕前就能產出手繪精細的地圖,是因為有人告密。

所有案件中的告密,潛伏,都是讓人好奇的,因為人性,因為渴望求生存,因為各種後來在檔案中看不到的細節,讓這些人似乎是「帶著秘密離開了歷史舞台」。

KMT政權很厲害之處,就是這種離間手段。
讓後來的受難者,仇恨的對象都是這些告密的背叛者,而非國家暴力的政權!

事件中的「背叛者」「汪枝」是眾多化名的其中之一。

2012年年已72歲的老嫗陳政子還記得當年被捉捕後看到汪枝似被刑求全身是傷的畫面。

軍隊下山後敘獎,獎勵上山立功或受傷者,其中有受傷者是和汪枝打鬥而造成的,也有特務是為了阻止汪枝自殺而受傷。

在汪枝這一個單一角色身上,就看到不只是片面的身分,還有後來全面的潰敗、後來全部都招供了,組織構建起整個案件。

 

當事人口述時其實也不清楚全案的全貌,只能片段的破碎的拼湊圖像。
特務臨時徵用當地的建物空間,像葉石濤曾在娼館被訊問,鹿窟事件時徵用菜廟作為指揮中心。

 

來到山上的陌生人
軍警特
莊西
谷正文
陳玉祥
王宜仁
鄭姓軍官

 

陳政子當時13歲,是村長的女兒,事件第一天就被抓了,因為村民們多說「村長家知道得多,去問他們家」。
刑求過程中打小孩的方式像是打成年人一樣絲毫不留情,而打成年人的方式也像打小孩一樣上對下的羞辱。

陳政子第二輪被刑求時看到汪枝,以為汪枝也被刑求。當時她很想知道父兄的下落甚至是生是死,她知道姐姐已經先跟著陳本江逃走了。
後來特務叫她去認屍,確認那不是爸爸後,聰明的政子就知道了,特務們還不知道父親的長相,而父兄應該也還未被捕,是還在逃中、也應該還活著。

被打過後,似乎有特務在分配扮演黑臉白臉,有人給她一大包錢,混亂中也有人丟給她一把槍叫她保管,政子內心在猜忖、這是在測試自己嗎?
被打到無法坐臥,甚至無法拿筷子,進食時必須由軍人餵她吃稀飯,感覺很羞辱。

被刑求被毆打時她都很勇敢的挺過去了,即使不懂什麼高深的理論學術主張,但她衷心的期盼姐姐和她的伴侶能順利、他們在做的事能成。
但是一被釋放後,她就不由自主的眩暈。
猶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相似的情節,
「假如可以放棄自由就好了。
假如可以放棄忍耐就好了。
假如可以放棄就好了…」
在終於自由了之後,在承受過那樣我們難以想像的暴力對待後,在挺過沒有吐露兄姐任何訊息之後,於是才鬆懈下來。

肉體承受暴力的程度,現今可能是年紀越老的越能忍受?因為我們幼年時曾經被體罰過?

一月底到二月初時她被釋放,三月時軍隊下山。
然後她再被軍隊傳喚到台北,這是她第一次去台北。
很多原先在中南部生活的人,第一次上台北就是因為牽涉到案件,上台北被訊問或坐牢。
軍隊要她到汐止搭車,她要先步行一個半小時。
坐吉普車到保密局,車子很高、下車時她的裙子被風吹起來。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顯露她開始「轉大人」、不再是稚年兒童的認同,相較於幾個月前她被毆打,對她的成長與認知應該有些影響?

或許不適合稱呼她是「政治受難者」,姑且稱「遭遇者」。
為何會被訊問,她不清楚。訊問後有軍官給她10圓,她不敢不收,鄭姓軍官要她一起去看電影,她也配合,然後軍官要她帶一包錢上山去給駐軍,她也照辦。
然後,「看電影」一事說出來後,過兩天她又被上山的鄭姓軍官甩了兩巴掌。

助學的軍官王宜仁,似是整起事件中讓政子覺得是唯一一個好人,但後來似又因故被派去南洋執行任務、不知所終。

事件後山上的駐軍應該肩負起「教化」甚或「洗腦」山上「刁民」,強化山上居民愛黨愛國的思想。

「我終於放棄學業,得到『解脫』」
「有時太陽下山了,我還以為是日出」
人際關係的排擠與孤立,有時或許比身體承受的暴力毆打更沉重。被刑求時陳政子沒有想放棄抵抗,但在學校裡老師同學整天編歌謠醜化她的父兄,卻讓她想尋死。

 

相隔幾十年後的記憶,變形歪曲是很合理的,即使我們知道陳述者沒有需要撒謊捏造的動機。
逃亡時的飢餓和匱乏,常是被捕的原因。

 

白恐時期受難者被槍決的罪名、下落、家屬都常一無所知。判決書當然也不會有機會能看過。
只有沒被判死刑的,會能跟家屬通信,甚或探視。

15歲的少年陳政子和阿媽一起去為父兄收屍。
來自上海的黑社會來台後轉型經營「極樂殯儀館」,被槍決後的死刑犯家屬要付高額「處理費」才能領屍。當時收入不錯的教師月薪200元,但屍體上1槍孔要100元處理,一般是3顆子彈、6個槍孔,家境窮困無法領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人因流離失所沒收到領屍通知單。
最早期是日本的軍人公墓,戰後被鏟除、改建為極樂殯儀館,後再遷走後,外省單身老兵聚居的「康樂里」,就是現在高級住宅區環繞的1415號公園,「大安森林公園」。
可能陳政子家前往領屍的動作很快,陳政子記憶中屍體沒有泡福馬林。
如果3天沒有親屬來領屍,會移到國防醫學院,再1個月沒領就給醫學生解剖大體,然後葬在六張犁。
在池中翻找遺體,原來覺得令人害怕的空間,翻找半天尋得父兄遺體後,見到身上沒有穿衣褲、只有一件內褲的父兄,至此感受到自己在世上再也沒有父兄的這件事的悲哀。即使家貧,也還是要買來衣褲給父兄穿上,再火化安葬。
自此以後,孤身一人倖存於世,要獨自奮鬥掙扎求生。

 

那之後,就是一直說謊求生的人生。
身分證總是放在老家忘記帶,總是跟別人借證件處理事情,信件總是寫老家地址,害怕收到政府寄來的什麼通知。
只好孤僻的不交朋友,不與異性交往。

後來發現,適婚年齡的她一直被擔心單身無伴、似乎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得到安寧,為了避免交待太多詢問,最後選擇單身在台的外省男性為結婚對象。
置辦結婚用品要買布時,她選定黑色布料,做一身黑洋裝結婚時穿,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能夠挑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我堅持到底。」

身著黑衣,迎向未來。
似是黑色詩篇。

 

QA對話。

聽眾:自己生理男性,曾身為軍官,體驗過權力,理解陳政子的故事中那些軍官展現「權力」不需要解釋。

「觀察集中營最好的位置,不是身於其中的位置。
最好的位置,是特權者的位置。」

 

傅煒亮(1927-1951)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
1949
年還尚未戒嚴前的四六事件後,左翼青年傅回鄉開書店,浪漫的同是左翼青年李子松送一女學生到書店打工,傅太太嫉妒女學生想拆散可能的戀情、去告密自己老公「私藏禁書」想要老公收起書店回到自己身邊,後傅被槍決。
「此一內線偵監之得宜,為偵破本案之主要成就,頗值取法。」
「我想那是不得已,帶有政治意味的。」

 

郭慶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女兒郭素貞:
「這也許是媽媽特別的用心,以前戶口名簿上滿滿是紅色筆跡的註記,後來媽媽嫁給繼父後,就不再有紅字了。」

政治受難者本身或家屬中的女性,「事後」可能是沒有可以回去的「家」。
陳政子和曾經的傅太太和其他受難者或相關者,特別選擇嫁給外省人,甚或外省身分的特務及軍警。


細讀審訊筆錄檔案,訊問者最想問到的情報的是人際「關係」。
有練痟話「消解」或消極對抗訊問的前輩,或極有天份的陳政子,不斷扯一堆廢話,在過程中慢慢理解偵訊者想探問的核心問題,以避免害到人。

2025年8月16日 星期六

筆記- 我與父親無止盡的對話 宋文博

 我與父親無止盡的對話 宋文博

台中縣翁子國小老師宋盛淼,和其同事張樹旺一同被捕、判刑12年起跳,後面再加3年感化。妻子接獲判決消息,也就一直寫信、等待來信,直到收到槍決通知書。


講者本人1歲多時父親即被捕,對父親沒有印象,在外婆家長大,回到翁子國小就讀時,和父親同是受難者的同事家同住。沒有親朋敢來拜訪,但是門口總是會有人送來新鮮的蔬菜,媽媽一直教導孩子要感恩。
到講者當兵,距離父親過世都20年了,還是一直受到「兩個叛亂家庭不可同住」的壓力,於是被迫搬家。














服兵役一年十個月期間,上級怕他出事,是唯一一段時期身為受難者家屬有「好處」的時期,上級都不敢叫他出公差,一直坐辦公室。長官一直拿「入黨申請書」來,到退伍時抽屜時累積了十張。

成長過程中一直從未聽媽媽說過爸爸的事,如何被關6年,然後被處死?
很想追查父親的事,2019接觸人權館後才知道,只比在座的聽眾早6年,原來是「綠島再叛亂案」。

父親的判決書原先是「無罪」,被「核覆」「應嚴加復審」3次後,被判死刑。
媽媽去認屍領回父親遺體,有8個槍孔,還要付高額的遺體處理費。媽媽在福馬林池中撈撿尋找父親遺體時,也有看到同案同事張老師的遺體,但是張家沒有收到通知書前往領屍。張家接獲媽媽電話後,才在次日北上領屍。

28歲時申請出國工作,但商業用途的護照、同行的另外5人都拿到了、講者就是一直拿不到。北上找外交部人員,櫃檯人員說回去等、會給你,再等2星期還是沒發下來,本人再跑一趟台北,態度強硬的要求發下護照,才在回台中後3天之後,取得護照。

從小到大搬了3次家,總是每個月都會有警察登門。

而講者的媽媽,一直到過世時,都不知道父親受難的原因、案件的真相。

69歲以前的講者自己,害怕與人群接觸,直到了解真相後,才能走出內心的陰影,可以跟更多年輕朋友分享自己的故事。

父親是1950年被捕,1956年被槍決。第一次接觸到就是抱著父親的骨灰。
家族舉行民俗儀式時見到「枉死城」,聽家族長輩說父親就是枉死的。
儀式後回到外婆家,媽媽只有周末來探望,然後媽媽就會離開,那段幼年時每次與母親的分離、留下被拋棄的傷痕,直到步入老年的五、六十歲時還會做惡夢被媽媽拋棄,痛哭著醒來。老年後才尋求心理療癒的方式,與記憶中已逝的媽媽告白、也與過去受傷的自己和解。

小學時媽媽要多教課增加收入,講者自己從小學中高年級時就要自己負起燒柴火煮開水的家事,那時有一隻貓咪陪伴,是很大的安慰。


和父親同案的當事受難者相處時,感覺到就像是父親一樣,同案者都是鬼門關走一回的人。聽受難者說,在綠島是不刑求的,是回台後才再受審、被槍決。
解嚴後也沒有給資料,直到有促轉會、有人權館後,才從這邊得到案件真相。


自己在得知真相後,已無怨恨。
和父親同為受難者的叔叔伯伯長輩們,在不同時期被捕受難的、思想方向會有截然不同的時代特色。自己認為,KMT來台前也曾在上海殺害中共成員,中共建國後也殺害KMT成員,這是政治的必然。
講者和蔡焜霖前輩交談,蔡曾和父親關在一起,對白恐的看法是、這些案子有受難者怎麼會沒有加害者。
同案的人蔡炳紅、傅如芝都是二十出頭就遇害,張常美等人是鬼門關走一回的。父親是第7中隊,張樹旺是第4中隊,蔡焜霖前輩是11中隊。和蔡前輩相處時感覺到是很溫暖的長輩。

講者自己的經驗是,受難者長輩們想法差異非常大,五○年代的知識青年很多人真的是讀過馬克思、認同共產主義的,大家湊一桌麻將還可能會為了政治主張的歧異吵到翻桌。而身為受難者的二代是該保護過去的歷史記憶、不該有固定或特定的政治立場。

筆記-政治暴力創傷現在進行式-彭仁郁

 政治暴力創傷現在進行式-受難家庭的療癒如何可能?  彭仁郁

不同時期受到國家暴力對待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主動要和國家機器衝撞,但其中也有八成左右是冤假錯案,當事人和其家屬受到的創傷許多都至今仍是進行式。

講者自己1970出生,解嚴時17歲,但那之後1991年還有獨台案,那之後也才有刑法一百條的修法,1992年才修掉「『意圖』顛覆政府」的文字。從小受到「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教育長大的人,就像講者,現在都還在,仍是社會中堅;長到二十多歲後才聽聞有黨國體制和白色恐怖等事,耗費十年消化這些資訊,在國外時跟其他國家人說
「我是中國人,但我沒去過中國」,自己都覺得不只是羅輯怪怪的,但又說不出
「我是台灣人」,強烈意識到那就是很糟糕的「台獨」欸!?


在座的人都是有興趣想知道過去的人,至今仍有很多人不想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也有可能他本身就是曾經的加害者、或是仍有創傷的人?

台灣家庭中都會有長輩關心的提醒「不要理政治」,那是一句濃縮,對所謂國父孫文所說「政治是眾人之事」打臉批判處於對立的位置。

暴力的倫理學,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學到「濟弱扶傾」,放在被黨國迫害、抄家、整個家庭陷入困頓的例子上,我們卻又都相信政府宣傳的「那些人是暴徒」而可以保持冷感。
現在KMT的立場承認白色恐怖,但指稱其為「歷史的悲劇」,是為國共內戰緣故而不幸犧牲,不得不,已補償。但也都是人民稅金支付。KMT只有盡速脫產變賣。
轉型正義是要用合法程序來調查、處理,有證據可查的不當黨產高達一兩百億,但目前有要回來的僅10~20億,其餘全部被否認、K提出行程訴訟在跟國家對訴。

曾經做過民調,支持推動轉型正義的民眾約15%,但此調查結果官方不敢公開。試想,這是大部分民意不支持的政策,是否仍應「一意孤行」的推動?

「站在加害者這一邊,污名化受害者,把施暴政當化為「必要之惡」」的民眾或許不是全民的六成,但應該一直都有三成。


嘉義潘木枝醫師一家為例,潘醫師和陳澄波同樣有名、代表出面去談而受難。而潘醫師的家人,四子也在現場目睹父親被槍決,看著當時也還未滿14歲的三哥上前抱著血泊中的父親,在耳邊報告「二哥先走了。但你放心,我會扛起這個家」,把父親受刑脫臼的下巴推回去,死未暝目的雙眼用手蓋上。

排行六弟的從小受到三哥嚴刑峻法的家暴對待,三哥成家暴加害人,但體制中也不允許其「受難者家屬」身分被辨識。
四弟赴日留學後,仿效史懷哲至非洲行醫,至退休後,長期被烏雲籠罩的家庭成員彼此間常很疏離、至此終於釋放壓力。此時才終於說出曾在現場目睹的一切,其六弟也才知道原來那時四哥也在現場。

也曾有其他的政治受難者家屬,在事件過去50年後、當初家人受刑的畫面才又再次浮現,於是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

老六擔任國家的跆拳道教練,至今都已年長(?),但仍會害怕接電話。


原住民白恐受難者的例子,家族中的父親是50年代白恐受難者,同案被捕的人共7人、只有他一人被放回、其餘被害,誣其貪污罪名,然後黨國派人潛伏鄰近身邊,一直散布耳語,難以回家鄉、也難以重新立足,一直搬家。
在自己的土地上失根,離散,流亡,原民的身分比漢人更難立足。

「我是垃圾…」受難者之子原先以為父平反為職志,但促轉會推動平反後、卻反而開始尋死。失去家族在部落裡的「位置」,感覺不屬於部落。



二二八的受難人數不詳,有曰一千多、有曰一萬多人,但就算「只有」一千多人,目睹者也絕對是數倍以上。白恐的案件有檔案者二萬多件,這些都是數十年無法「現身」其身分,不能言說其經歷者。

這些事開始可以談,是1996以後。最早在1986鄭南榕主辦平反二二的運動,當時站出來的都是70年代開始投身社運者,其中受難者家屬非常少。1996總統民選後、李登輝以總統身分道歉賠償後,才開始能談。
但從事受難者家屬療癒工作的學者,開始接觸受難者家屬,2016~2018年才接觸到300人。佔實際比例是多麼的低。促轉會推動被撤銷罪名的300人中,願意讓學者入家訪談工作的,也才只有60人。

二戰後台灣人口六百萬人,逃難來台的約一百一十萬,佔人口13%,但白恐受難者外省人佔45%

60個家庭,準備好受訓過的心理師和學者入家,剛好2018年底大選結果是韓國魚當選高市長、泛綠縣市長原先已少又再更少,受難者家屬就不再接訪談電話,深恐KMT重返執政,訪談錄音又會成為「國家檔案」。
現在願意出來受訪的曾經受難者前輩,在酒後吐露心聲時也表示「是現在這麼多年輕人想知道、我才出來講,可以給更多人知道、就算再被抓去關十年也不管了」。















受傷的人可能很容易玻璃心,不一定是政治受難,聽到不同的聲音,可能就會覺得很敏感。
修復恐懼,減緩刺激感,可能是我們未來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現在都是由心理醫師在制定相關的心理衛生政策,很多醫生也很依賴用機器儀器掃瞄腦部。但其實每個人的腦部都長得不一樣,掃瞄出來的圖像也很難追求一致的「正常」。

擔心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這可能也是威權遺緒。本來民主的國家社會,大家就會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可能,還離那樣的民主,有點遠。


「症狀」可能不見得是一定要被消除的,它可能只是在拐彎抹角的表達你的嘴巴還無法說出口的故事。
白恐受難者的家族可能已經傳到第三代,二二八的受難者可能第四代,可能目前也都還存在著難以說出口的、不明所以的「不舒服」。

和受創者相處二十多年,講者自覺受難者很多人都很愛開玩笑,用自嘲的方式和這個世界相處。

 

QA經歷太陽花學運,726大罷免失敗,諸多的運動傷害,我們如何自處?

相較之外,十年前324在行政院的身體傷害很具體,此次大罷免的公民運動地點分散和時間拉得很長,傷害也很難具體。
可能受的傷夠多,像2018的選後,等等的經驗,會讓講者反思,如果是50年代的運動前輩,他們會怎麼做?
現在的我們,不需要躲起來,首先不要孤立,串連起來,確認發生過什麼,每個人狀況不同。有人突然理解二二八是什麼,有人也害怕到不知能否活下來。現在的我們最糟的狀況不會比50年前更差。我們要科學理性的認清現實,理解我們不是真正的少數,也不要放棄搞笑的能力,現在做民主抗爭的我們是很幸福的,現在退出是很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