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親無止盡的對話 宋文博
台中縣翁子國小老師宋盛淼,和其同事張樹旺一同被捕、判刑12年起跳,後面再加3年感化。妻子接獲判決消息,也就一直寫信、等待來信,直到收到槍決通知書。
講者本人1歲多時父親即被捕,對父親沒有印象,在外婆家長大,回到翁子國小就讀時,和父親同是受難者的同事家同住。沒有親朋敢來拜訪,但是門口總是會有人送來新鮮的蔬菜,媽媽一直教導孩子要感恩。
到講者當兵,距離父親過世都20年了,還是一直受到「兩個叛亂家庭不可同住」的壓力,於是被迫搬家。
服兵役一年十個月期間,上級怕他出事,是唯一一段時期身為受難者家屬有「好處」的時期,上級都不敢叫他出公差,一直坐辦公室。長官一直拿「入黨申請書」來,到退伍時抽屜時累積了十張。
成長過程中一直從未聽媽媽說過爸爸的事,如何被關6年,然後被處死?
很想追查父親的事,2019接觸人權館後才知道,只比在座的聽眾早6年,原來是「綠島再叛亂案」。
父親的判決書原先是「無罪」,被「核覆」「應嚴加復審」3次後,被判死刑。
媽媽去認屍領回父親遺體,有8個槍孔,還要付高額的遺體處理費。媽媽在福馬林池中撈撿尋找父親遺體時,也有看到同案同事張老師的遺體,但是張家沒有收到通知書前往領屍。張家接獲媽媽電話後,才在次日北上領屍。
28歲時申請出國工作,但商業用途的護照、同行的另外5人都拿到了、講者就是一直拿不到。北上找外交部人員,櫃檯人員說回去等、會給你,再等2星期還是沒發下來,本人再跑一趟台北,態度強硬的要求發下護照,才在回台中後3天之後,取得護照。
從小到大搬了3次家,總是每個月都會有警察登門。
而講者的媽媽,一直到過世時,都不知道父親受難的原因、案件的真相。
69歲以前的講者自己,害怕與人群接觸,直到了解真相後,才能走出內心的陰影,可以跟更多年輕朋友分享自己的故事。
父親是1950年被捕,1956年被槍決。第一次接觸到就是抱著父親的骨灰。
家族舉行民俗儀式時見到「枉死城」,聽家族長輩說父親就是枉死的。
儀式後回到外婆家,媽媽只有周末來探望,然後媽媽就會離開,那段幼年時每次與母親的分離、留下被拋棄的傷痕,直到步入老年的五、六十歲時還會做惡夢被媽媽拋棄,痛哭著醒來。老年後才尋求心理療癒的方式,與記憶中已逝的媽媽告白、也與過去受傷的自己和解。
小學時媽媽要多教課增加收入,講者自己從小學中高年級時就要自己負起燒柴火煮開水的家事,那時有一隻貓咪陪伴,是很大的安慰。
和父親同案的當事受難者相處時,感覺到就像是父親一樣,同案者都是鬼門關走一回的人。聽受難者說,在綠島是不刑求的,是回台後才再受審、被槍決。
解嚴後也沒有給資料,直到有促轉會、有人權館後,才從這邊得到案件真相。
自己在得知真相後,已無怨恨。
和父親同為受難者的叔叔伯伯長輩們,在不同時期被捕受難的、思想方向會有截然不同的時代特色。自己認為,KMT來台前也曾在上海殺害中共成員,中共建國後也殺害KMT成員,這是政治的必然。
講者和蔡焜霖前輩交談,蔡曾和父親關在一起,對白恐的看法是、這些案子有受難者怎麼會沒有加害者。
同案的人蔡炳紅、傅如芝都是二十出頭就遇害,張常美等人是鬼門關走一回的。父親是第7中隊,張樹旺是第4中隊,蔡焜霖前輩是11中隊。和蔡前輩相處時感覺到是很溫暖的長輩。
講者自己的經驗是,受難者長輩們想法差異非常大,五○年代的知識青年很多人真的是讀過馬克思、認同共產主義的,大家湊一桌麻將還可能會為了政治主張的歧異吵到翻桌。而身為受難者的二代是該保護過去的歷史記憶、不該有固定或特定的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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