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政治暴力創傷現在進行式-彭仁郁

 政治暴力創傷現在進行式-受難家庭的療癒如何可能?  彭仁郁

不同時期受到國家暴力對待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主動要和國家機器衝撞，但其中也有八成左右是冤假錯案，當事人和其家屬受到的創傷許多都至今仍是進行式。

講者自己1970出生，解嚴時17歲，但那之後1991年還有獨台案，那之後也才有刑法一百條的修法，1992年才修掉「『意圖』顛覆政府」的文字。從小受到「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教育長大的人，就像講者，現在都還在，仍是社會中堅；長到二十多歲後才聽聞有黨國體制和白色恐怖等事，耗費十年消化這些資訊，在國外時跟其他國家人說
「我是中國人，但我沒去過中國」，自己都覺得不只是羅輯怪怪的，但又說不出
「我是台灣人」，強烈意識到那就是很糟糕的「台獨」欸!?

在座的人都是有興趣想知道過去的人，至今仍有很多人不想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也有可能他本身就是曾經的加害者、或是仍有創傷的人?

台灣家庭中都會有長輩關心的提醒「不要理政治」，那是一句濃縮，對所謂國父孫文所說「政治是眾人之事」打臉批判處於對立的位置。

暴力的倫理學，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學到「濟弱扶傾」，放在被黨國迫害、抄家、整個家庭陷入困頓的例子上，我們卻又都相信政府宣傳的「那些人是暴徒」而可以保持冷感。
現在KMT的立場承認白色恐怖，但指稱其為「歷史的悲劇」，是為國共內戰緣故而不幸犧牲，不得不，已補償。但也都是人民稅金支付。KMT只有盡速脫產變賣。
轉型正義是要用合法程序來調查、處理，有證據可查的不當黨產高達一兩百億，但目前有要回來的僅10~20億，其餘全部被否認、K提出行程訴訟在跟國家對訴。

曾經做過民調，支持推動轉型正義的民眾約15%，但此調查結果官方不敢公開。試想，這是大部分民意不支持的政策，是否仍應「一意孤行」的推動?

「站在加害者這一邊，污名化受害者，把施暴政當化為「必要之惡」」的民眾或許不是全民的六成，但應該一直都有三成。

嘉義潘木枝醫師一家為例，潘醫師和陳澄波同樣有名、代表出面去談而受難。而潘醫師的家人，四子也在現場目睹父親被槍決，看著當時也還未滿14歲的三哥上前抱著血泊中的父親，在耳邊報告「二哥先走了。但你放心，我會扛起這個家」，把父親受刑脫臼的下巴推回去，死未暝目的雙眼用手蓋上。

排行六弟的從小受到三哥嚴刑峻法的家暴對待，三哥成家暴加害人，但體制中也不允許其「受難者家屬」身分被辨識。
四弟赴日留學後，仿效史懷哲至非洲行醫，至退休後，長期被烏雲籠罩的家庭成員彼此間常很疏離、至此終於釋放壓力。此時才終於說出曾在現場目睹的一切，其六弟也才知道原來那時四哥也在現場。

也曾有其他的政治受難者家屬，在事件過去50年後、當初家人受刑的畫面才又再次浮現，於是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

老六擔任國家的跆拳道教練，至今都已年長(邁?)，但仍會害怕接電話。

原住民白恐受難者的例子，家族中的父親是50年代白恐受難者，同案被捕的人共7人、只有他一人被放回、其餘被害，誣其貪污罪名，然後黨國派人潛伏鄰近身邊，一直散布耳語，難以回家鄉、也難以重新立足，一直搬家。
在自己的土地上失根，離散，流亡，原民的身分比漢人更難立足。

「我是垃圾…」受難者之子原先以為父平反為職志，但促轉會推動平反後、卻反而開始尋死。失去家族在部落裡的「位置」，感覺不屬於部落。

二二八的受難人數不詳，有曰一千多、有曰一萬多人，但就算「只有」一千多人，目睹者也絕對是數倍以上。白恐的案件有檔案者二萬多件，這些都是數十年無法「現身」其身分，不能言說其經歷者。

這些事開始可以談，是1996以後。最早在1986鄭南榕主辦平反二二的運動，當時站出來的都是70年代開始投身社運者，其中受難者家屬非常少。1996總統民選後、李登輝以總統身分道歉賠償後，才開始能談。
但從事受難者家屬療癒工作的學者，開始接觸受難者家屬，2016~2018年才接觸到300人。佔實際比例是多麼的低。促轉會推動被撤銷罪名的300人中，願意讓學者入家訪談工作的，也才只有60人。

二戰後台灣人口六百萬人，逃難來台的約一百一十萬，佔人口13%，但白恐受難者外省人佔45%。

60個家庭，準備好受訓過的心理師和學者入家，剛好2018年底大選結果是韓國魚當選高市長、泛綠縣市長原先已少又再更少，受難者家屬就不再接訪談電話，深恐KMT重返執政，訪談錄音又會成為「國家檔案」。
現在願意出來受訪的曾經受難者前輩，在酒後吐露心聲時也表示「是現在這麼多年輕人想知道、我才出來講，可以給更多人知道、就算再被抓去關十年也不管了」。

受傷的人可能很容易玻璃心，不一定是政治受難，聽到不同的聲音，可能就會覺得很敏感。
修復恐懼，減緩刺激感，可能是我們未來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現在都是由心理醫師在制定相關的心理衛生政策，很多醫生也很依賴用機器儀器掃瞄腦部。但其實每個人的腦部都長得不一樣，掃瞄出來的圖像也很難追求一致的「正常」。

擔心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這可能也是威權遺緒。本來民主的國家社會，大家就會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可能，還離那樣的民主，有點遠。

「症狀」可能不見得是一定要被消除的，它可能只是在拐彎抹角的表達你的嘴巴還無法說出口的故事。
白恐受難者的家族可能已經傳到第三代，二二八的受難者可能第四代，可能目前也都還存在著難以說出口的、不明所以的「不舒服」。

和受創者相處二十多年，講者自覺受難者很多人都很愛開玩笑，用自嘲的方式和這個世界相處。

 

QA經歷太陽花學運，726大罷免失敗，諸多的運動傷害，我們如何自處?

相較之外，十年前324在行政院的身體傷害很具體，此次大罷免的公民運動地點分散和時間拉得很長，傷害也很難具體。
可能受的傷夠多，像2018的選後，等等的經驗，會讓講者反思，如果是50年代的運動前輩，他們會怎麼做?
現在的我們，不需要躲起來，首先不要孤立，串連起來，確認發生過什麼，每個人狀況不同。有人突然理解二二八是什麼，有人也害怕到不知能否活下來。現在的我們最糟的狀況不會比50年前更差。我們要科學理性的認清現實，理解我們不是真正的少數，也不要放棄搞笑的能力，現在做民主抗爭的我們是很幸福的，現在退出是很可惜的。